□彭仁滿
楚秦時期的洞庭郡治，一直是歷史學界研究的熱點。近年來，隨著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等珍貴簡牘資料的出土，學界對洞庭郡的研究不斷深入，尋找洞庭郡治的熱潮更是持續高漲。然而，在關于郡治地點的討論中，存在一個關鍵性的缺陷：洞庭郡因洞庭山而得名的地理邏輯并不清晰。本文旨在通過文獻分析和考古發現，揭示楚秦洞庭郡治的真正所在——古羅城。
楚洞庭郡的文獻蹤跡
早在蘇秦游說七國時，就已提及“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南有洞庭、蒼梧……地方五千余里”。這一記載不僅表明楚國有八個郡的真實存在，也反映了洞庭郡在楚國的重要戰略地位。屈原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及洞庭，如《湘君》中的“邅吾道兮洞庭”，《湘夫人》中的“洞庭波兮木葉下”，《哀郢》中的“上洞庭而下江”。這些詩句不僅展現了屈原對洞庭的深厚情感，也為我們提供了洞庭郡在楚國時期的重要地標信息。
《山海經》則進一步明確了洞庭為山的記載，稱“洞庭、榮余山神也”。屈原在洞庭山上所作的《山鬼》，留下了“石磊磊兮葛曼曼”的詩句，這可能是楚人為了紀念屈原而將洞庭山更名為磊石山。先唐時期，君山并未被稱為洞庭山，因為君山的地理位置是在《禹貢》的“九江孔殷”之中，在《山海經》的“九江之間”“江淵”之中。當然也在屈原《抽思》和《漁父》的“江潭”之中，屈原《涉江》中的“江湘”，也進一步明確了君山在江水之中的位置。
先唐時期的東洞庭湖被稱為九江，漢代后《荊州記》中稱“九江”為青草湖，洞庭湖之名始于初唐。合東町（洞庭）湖和青草湖而名洞庭湖。初唐詩人宋之問的《洞庭湖》詩“地盡天水合，朝及洞庭湖”，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浩大的洞庭湖意象。可見，楚辭中的“洞庭”一是指莊子的洞庭之野，二是指蘇秦的洞庭郡，三是指《山海經》中的洞庭山。而前兩者的得名均源自洞庭山。
古羅城與洞庭郡治的關聯
磊石洞庭山東側（直線約20公里）有湖南第一楚城，漢后稱古羅城。考古研究表明，這里是“縣治”所在，極有可能就是楚洞庭郡治。
《韓非子》中提道：“秦與荊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這里的洞庭顯然是指楚國的洞庭郡，五渚則指的是《鄂君舟節》中的“湘、資、沅、澧、油”，江南則指江南的湖南東北地區、鄂之江南、江西西南部分地區，可見楚洞庭郡管理的廣闊區域，古羅城正處于這一中心地區。
汨羅地區近十年中出土的四大青銅重器，進一步證明了古羅城為楚洞庭郡治的地位。商青銅豕磬、商獸面紋銅鐃、商獸面紋扁體筒形觥以及商獸面紋青銅貫耳壺等器物的出土，不僅展示了楚國的文化風貌，也反映了古羅城在楚國時期的重要地位。
2024年，湖南考古研究所在磊石山出土的戰國封泥印文47個，其中“洞庭司馬”出現12次，“磊石津印”出現18次，“沅湘丞印”出現9次，“玉笥府”出現8次。這些印文不僅揭示了洞庭郡的軍事戰略地位，還說明了磊石山是水運交通樞紐，與屈原《哀郢》中的“南渡”之地相吻合。同時，“沅湘丞印”也說明沅湘地區與磊石山洞庭山存在行政關聯，進一步證明了古羅城是屈原“沅湘”區域的中心之地。
秦洞庭郡治的歷史蹤跡
秦洞庭郡治自然沿襲了楚洞庭郡治。專家通過對戰國封泥秦代“洞庭-磊石”雙地名使用頻率的分析，發現其頻率比達1∶0.76（2025年數據），進一步證明了洞庭山即磊石山，為古羅城洞庭郡名奠定了地理命名重要且合法的依據。
《水經注·汨水》中記載：“楚文王移之于此。秦長沙立郡，因以為郡。謂之羅水、汨水。”這段記載雖然提到了秦國在長沙地區設立了“郡”，但并未明確是長沙郡還是洞庭郡。而在《水經注·湘水》中則記載“秦滅楚，立長沙郡”，但很多專家傾向于認為這可能是“洞庭郡”之誤。后世史家以漢長沙國名稱來推演秦郡名稱，使得秦長沙郡與秦洞庭郡的關系脫離，也使得楚洞庭郡治與古羅城脫離。
在考察羅國歷史時，我們發現羅國（羅縣）歷史同樣消失在楚文王遷羅到汨羅之后，直到《水經注》才又露出水面。
春秋時期，羅國被楚國所滅，遺民被強遷至湖北枝江為楚建新的郢都。后來楚國都城南遷，羅國子民再次被遷徙至磊石洞庭山附近。自此，楚秦文獻關于“羅”的記載進入空白。在楚秦時期的諸多重要文獻中，都難以尋覓到汨羅羅國（縣）的明確記載。屈原《楚辭》中也無一處提及“羅、長沙、巴陵”，只能說明這個地域早就是洞庭郡之地。
后來漢人受到漢長沙國的影響，這三個地方又共名了長沙。如許慎云：“汨，長沙汨羅淵。”
《水經注》《漢書地理志》于是又恢復了羅、羅子國、羅城的記載，意圖續寫羅子國歷史，續寫的結果是讓楚秦洞庭郡治消滅于后世的文獻之中。
秦漢之際，前221年行政文書中并稱“洞庭郡-磊石津”。《岳麓秦簡》中記載“二十六年洞庭守禮遣磊石尉巡江”（前221年），“洞庭守禮”作為洞庭郡的郡守，說明洞庭磊石山在秦洞庭郡中。
《馬王堆三號墓帛地形圖》上同點標注“洞庭山”（北緯29.2度）與“磊石驛”（北緯28.97度），證明磊石山即為洞庭山無疑。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載“洞庭磊石津稅異制”，與《史記》中長沙地區不向楚交賦稅的記載一致，用于向南方開拓的目標一致。“洞庭郡-磊石津”，確立了洞庭郡與磊石山的關系。
汨羅江北岸碼頭發現題刻“始皇廿八年自洞庭至磊石”（前219年），記載秦始皇二十八年從洞庭（郡）到磊石山，與《史記》中記載秦始皇在此“赭湘山”的記錄一致。
這表明在秦代，洞庭郡與磊石之間存在著便捷的交通通道（汨羅江），磊石山是洞庭郡的重要軍事組成部分。這些文物為研究楚秦洞庭郡為古羅城提供了實物支撐。
古羅城的考古發現與郡治條件
從地理位置與戰略地位來看，古羅城位于岳陽市屈原管理區河市鎮古羅城村，地處汨羅江西南岸，磊石洞庭山是當時的“江湘、沅湘”水域“三江口”。汨羅江南經營田入沅湘、北經磊石入湘通江（今洞庭），而經沅水又可進入資水、澧水，五渚盡可把控。從汨羅江或者新墻河又可東到江西，把控江南。這一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楚文化最早進入湖南的典型地點之一，也處于鎮守長沙邊關、開拓南方糧草基地、進一步向南方發展的戰略要地。
城址區現大體可見長方形的城垣，東西長約620米、南北寬約320米，面積約為20萬平方米。城垣的東、北、西三面挖有壕溝。南城墻的結構由墻體和側護坡組成，墻體寬度約6.2米。地層堆積為戰國中晚期和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文化層。羅城遺址是羅子國在楚國向南開拓國土過程中的重要軍事要塞和糧草、兵源基地，見證了楚國在湖南地區的擴張歷程。
在官員配置上，屈原以三閭大夫身份遷于此地，出土文物上出現洞庭司馬、沅湘丞等高等級官員稱號，以及在汨羅山發現的春秋戰國貴族墓，都說明古羅城的政治地位相當之高。
汨羅江成為楚辭原鄉、端午龍舟發源地，也說明此地是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之地。這些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相互印證，為我們揭示了一個真實而生動的楚秦洞庭郡治——古羅城。
楚秦洞庭郡治位于古羅城，這一結論不僅符合歷史文獻的記載，也得到了考古發現的證實。古羅城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宏大的城市規模和豐富的文化內涵，成為楚秦時期洞庭郡治的理想之地。
洞庭郡治確立的重要意義
古羅城位于汨羅江畔，與屈原的生平事跡和創作活動緊密相關。本地湘水水神文化、洞庭龍文化、鳳凰文化都在《楚辭》中得到影射。洞庭郡治確立，有助于更準確地定位屈原在遷居期間的行蹤和創作背景，從而更深入地理解他的詩歌和思想。
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洞庭郡作為戰國時期楚國的重要行政區域，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將古羅城確立為洞庭郡治，有助于揭示戰國時期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為屈原文化研究提供更廣闊的歷史背景。同時，這也有助于理解屈原詩歌中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疾苦，從而更深入地把握他的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
此外，還將會顛覆屈原流放說、陵陽說、漢北說等觀點，回歸漢人所定論的沅湘、江南之說。將屈原文化資源相對集中于湖南，以利推動湖南屈原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更進一步擴大屈原在湖南的影響。
古羅城的地位也將得到更多人的認可和關注。這將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學者和游客前來探訪古羅城遺址和研究屈原文化，推動其傳承和發展，為屈原文化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